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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文化资讯

细说纸堆里的云南普洱茶香

      恐怕没有哪一个时期,像现在这样热衷谈论“民国”。人们体悟“民国范儿”,认为它是“一种趣味,一种风尚,一种美学”,人们阅读民国小学生作文,感叹彼时人的纯善与忧患意识。就连商业电影,比如姜文的《让子弹飞》,还有尔冬升的《大魔术师》,无不让人对那个时代产生种种念想。我们在做“云南茶的民国时代”这个选题时,也想着李拂一、范和钧这样颇具民国茶人范儿的人物。在发黄的书页里,苍老的是岁月,而其中的文脉和茶香,愈久弥新,也启迪今天的茶界吧。

  周学曾景东《茶山春夏秋冬》

   《茶山春日》:本是生春第一枝,临春更好借题词。雨花风竹有声画,云树江天无字诗,大块文章供藻采,满山草木动神思。描情写景挥毫就,正是香飘茶苑时。

  《茶山夏日》:几阵薰风度夕阳,桃花落尽藕花芳。画游茶苑神俱爽,夜宿茅屋梦亦凉。讨蚤戏成千里檄,驱蝇焚起一炉香。花前日影迟迟步,山野敲诗不用忙。

  《茶山秋日》:玉宇澄清小苑幽,琴书闲写一山秋。迎风芦苇清声送,疏雨梧桐雅趣流。水净往来诗画舫,山青驰骋紫黄骝, 逍遥兴尽归来晚,醉初黄花酒一瓯。

  《茶山冬日》:几度朔风草阁寒,雪花飞出玉栏杆,天开皎洁琉璃界,地展箫疏图画观。岭上梅花香绕白,江午枫叶醉流丹,赏心乐事归何处,红树青山夕照残。

  点评:民国《景东县志稿》卷十八载有这四首诗,作者周学曾是民国训导。与浙江、江苏等东部茶相比,文人对西部茶的着墨可谓惜墨如金,而在民国写云南茶的古体诗就更少见了。因此,周学曾的《茶山春夏秋冬》显得十分宝贵,是对云南茶文化的升华。从内容上看,四首诗写出了诗人春夏秋冬四季到云南景东茶山游览、夜宿、吟诗的感受,诗情画意之外,兼有“讨蚤戏成千里檄,驱蝇焚起一炉香”的野趣。

 

  徐珂《梦湘呓语》

  民国16年(1927)徐珂撰《梦湘呓语》中载:“珂平生不喜龙井茶,而嗜云南普洱茶。”……“亦如普洱茶之能消食,若君山则味至淡,色诚白、之二者,珂悉赏饮之。”

  点评:首先,需要介绍的是“普洱茶资深爱好者”徐珂(1869―1929),原名昌,字仲可,浙江杭县(今杭州市)人。1889年参加乡试,中举人。他在学习传统文化之外,非常关注新学,以至于1895年赴京参加会试时,曾参加过梁启超发起的呼吁变法的“公车上书”活动。又曾成为柳亚子、高旭等人1909年首创的爱国文化团体“南社”的成员。编撰过清代掌故遗闻《清稗类钞》等。

  记述文人墨客品茗论茶的《梦湘呓语》,出现了作者自己对普洱茶的评论,虽然不多,但表明云南普洱茶在民国的影响在持续。

 

  柴萼《梵天庐丛录》

  《梵天庐丛录》记载说:“普洱茶产于云南普洱山,性温味厚,坝夷所种,蒸以竹箬成团裹。产易武、倚邦者尤佳,价等兼金。品茶者谓:普洱之比龙井,犹少陵之比渊明,识者韪之。”

  点评:《梵天庐丛录》是柴萼1925年撰写的笔记小说,里面这段有关普洱茶的描述很有意思。首先表明,民国时期普洱茶名遍四海,懂茶的名士贵宦都喜欢,普洱茶从一种宫廷品饮文化蔓延到了文士和官员阶层,价格在当时很高。“价等兼金”,意思是易武、倚邦普洱茶价格是黄金的两倍。而“普洱之比龙井,犹少陵之比渊明,识者韪之”柴萼将普洱茶与龙井对比,以杜甫喻普洱茶,而以陶渊明喻龙井,前者博大精深,集茶美之大成;后者清新可爱,显得寡淡小众。这才今天看来,也是如此。

 

  马一浮《桐庐负暄》

  《桐庐负暄》载:“这时候正是隆冬……僮仆搬了几只椅子,捧了一把茶壶,去安放在篱门口的竹林旁边。这把茶壶我见惯了:圆而矮的紫砂茶壶,搁在方形的铜炭炉上,壶里的普洱茶常常在滚……弥高弥坚,忽前忽后,而亦庄亦谐的谈论……我的心被引入高远之境。”

  点评:马一浮(1883~1967),名浮,字一浮,浙江会稽(今浙江绍兴)人。中国现代思想家,与梁漱溟、熊十力合称为“现代三圣”,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。这段描写,表明江浙一带喝普洱茶在文士学者中比较常见,而且相互影响,也可见“煮茶”这一品饮方式。

 

  董泽撰《纪襄廷墓志》

  《纪襄廷墓志》“……公之为人,曾抱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怀抱,初不以谋一人一家之幸福为己足。曾日观景谷之山脉重重,农田稀少,每岁米谷所出不敷食用。民生日困,盗匪充斥想焉。如捣而思,有以匡救之。经若干心血之研究考察,以景谷气候土质之宜于种茶也。乃向外选购种子,先于陶家圆试种百株,复于塘房山续种数十万株,胼手胝足,躬亲栽植,保护培养,煞费苦心,不数年而蔚然而林可供采摘,并以所栽出者资为观摩,广事倡导,使大众群起为普遍与大量之种植。于是景谷若山荒山,已由无用化为有用,将荒山变为茶山,以昔日穷乡僻壤之地区,一变而为商贾云集之市镇,国计民生日以富裕,地方文化日以发展。公苦心倡导种茶以福国而利民之丰功伟绩,久已无人不道,有口皆碑。前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校教授王毓嵩先生曾书赠公一联日:景谷之茶衣食万姓庄跻而后见公一人。事功所在,固将与景谷茶同垂不朽也。”

  点评:民国二十九年(1940),前云南教育交通两司司长、东陆大学校长董泽,为景谷县(原景东县)前清进士奉上谕赏给六品衔的茶人纪襄廷撰写墓志,刻立于景谷乡纪家村纪襄廷墓左右。墓志所撰墓主人纪襄廷,名纪肇猷,生于清咸丰八年(1858),卒于民国二十六年(1937),是清末民初在景谷引种茶叶的老茶人。


    陈邦贤《自勉斋随笔》

  《自勉斋随笔》载:“四川一带饮茶之风盛行,以沱茶为最多,沱茶又以下关的沱茶为上品,茶味颇浓,颜色呈金黄色,而且耐泡。”

  点评:《自勉斋随笔》是四川民国文士撰写的随笔集,里面提到了云南的沱茶。这句话表明,沱茶在民国期间,在四川大受欢迎,下关沱茶品质优异,对汤色和耐泡性作了言简意赅的描写。

 

  李拂一《佛海茶业概况》

  《佛海茶业概况》载:“佛海一带所产茶叶,品质优良,气味浓厚,而制法最称窳败,不规则之多次发酵,仅就色泽一项而论,由绿而红以至暗褐,印度之仿制无成,或以此耶。近年来南洋一带人士之饮料,大多数已渐易咖啡而为红茶,消费数量,虽未有精确之统计,然以其人口之众,及饮用范围之普遍而推测之,当不在少数。遍南洋售品,大部为印度、锡兰所产,唯是价值高昂。在印缅方面,每磅平均售价在半盾以上,似非一般普通大众之购买力所能及。佛海茶叶底价低廉,若制为红茶,连包装运费在内,估计每磅当不超过四分之一盾之价格,亦即印、锡红茶售价之半。即仅就南洋一带而论,当又获得新畅销。若再能运销欧美,则前途之发展,尤为不可限量。此应以一部分改制红茶,广开销路,在印度尚未对佛海茶高筑关税壁垒以前,作未雨绸缪之准备,此其一。”

  点评:李拂一,原名李承阳,字?一,1901年生于普洱。祖籍广西桂林,台湾国民党终身国大代表。

  《佛海茶业概况》,是一篇近7000字的长文,分为绪论、产区及产量、品质、制发及包装、运输及运费、出口数量及税捐负担等8个部分。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佛海茶业在民国时期的情况,是非常宝贵的文献资料。而从语言风格上,可以看出民国语文的特点:简洁,精准,有金石之声。

 

  鹿桥《未央歌》

  《未央歌》:“童孝贤此时早已不听他的了。因为他们出了校门顺了公路往西走已到了凤翥街北口。这里一路都是茶馆。小童早看见一家沈氏茶馆里坐了几个熟朋友喊了一声就往里跑。在茶馆里高谈阔论的很少。这几乎成为一种风气。在茶馆中要不就看书作功课,若是谈天只能闲谈些见闻,不好意思辩论什么道理,所以大宴要赶忙结束这一路说来的话,而小童已冲进茶馆里笑语一片了。大宴也笑着跟进去。”

  “学生们坐茶馆已经成了习惯。为了新舍饮水不便,宿舍灯少床多,又无桌椅。图书馆内一面是地方少,时间限制,――凭良心说人家馆员可够辛苦了。早上、下午、晚上都开,还能不叫人家吃饭吗?――或是太拘束了,他们都愿意用一点点钱买一点时间,在这里念书,或休息。这一带茶馆原来都是走沙朗、富民一带贩夫,马夫,赶集的小商人们坐的,现在已被学生们侵略出一片地上来,把他们挤到有限的几家小茶馆去了。”

  点评:《未央歌》是华裔作家鹿桥的著名小说,故事的背景是西南联大。黄舒骏被小说深深触动,写了一首《未央歌》:“当大余吻上宝笙的嘴边,我总算了了一桩心愿。只是不知道小童的那个秘密,是否就是蔺燕梅……”在小说《未央歌》里,昆明的茶馆成为一道特别的景观,既是生活的茶馆,也是特殊年代学习、社交的场所,由此可体会“昆明有多大,西南联大就有多大”的联大风气。

 

  姚荷生《水摆夷风土记》

  “从前十二版纳出产的茶叶先运到思茅普洱,制成紧茶,所以称为普洱茶。西藏人由西康阿登子经大理来普洱购买。民国七年云和祥在佛海开始制造紧茶,经缅甸印度直接运到西藏边界葛伦铺卖给藏人,赚到很大的利益。商人闻风而来,许多茶庄先后成立。现在佛海约有大小茶号十余家。最大的是洪盛祥,在印度和西藏都设有分号,把茶叶直接运到西藏销售。较小的商号联合起来,推选两个人负责把茶叶运到缅甸的景栋,再经仰光到印度,卖给印度商人,由他们转销西藏。”(姚荷生《茶的都市――佛海》)

  点评:姚荷生(1915-1998),医学教育家、作家,江苏省丹徒县人。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。1937年随校迁至昆明。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,并留该校农业研究所工作。1938年12月参加云南省建设厅组织的“边疆实业考察团”赴西双版纳,1939年2月28日抵车里(今云南景洪),1940年深秋始返昆明。 姚荷生在版纳期间,“往返各地,投宿夷家,衣其琴,甘其食,听传说于乡老,问民俗于土酋,耳目所及,笔之于书,日积月累,居然成伙。”(《自叙》)。这就是《水摆夷风土记》的诞生经过。

     《水摆夷风土记》分两部分。第一部是“征程记”,叙述了作者从昆明到车里(景洪)的旅途艰危。第二部分是“十二版纳见闻录”,作者以巨大的热情,自然客观地描绘出20世纪30年代西双版纳傣族的生存状态、民俗风情、自然环境、社会组织、语言文字以及民间文学等。藉由此书,我们得以多角度地感受云南茶在民国时代的风貌。

 

  方国瑜《普洱茶》

  《普洱茶》载:“清道光年间至光绪初年,普茶运销盛极一时,印度商旅驮运茶、胶(紫胶)者络绎于途,还有缅甸、锡兰、暹罗、柬埔寨、安南等国的驮马商队,每年来往于西双版纳……”“在景东、景谷、普洱、思茅、西双版纳、澜沧、耿马、临沧、镇康、云县、保山诸处居民,都有蒲蛮族,自称‘布朗’,以往记录濮、朴、蒲,都是布的同音异写;又布朗族与佤族(自称布饶、布幸)、崩龙族(自称布雷,即今德昂族),语言同一属系,族属亦相关(称蒙克族,亦称南亚语族),古濮人分别名号甚多,当包有今布朗、阿佤、崩龙(德昂)诸族之先民。”

  点评:方国瑜(1903-1983年),字瑞臣,纳西族,教授,当代著名社会科学家、教育家,九三学社成员。20世纪30年代,方国瑜在报刊上发表短文《普洱茶》,第一次简明扼要介绍了普洱茶的历史,对普洱茶的产地和命名,从历史、语言和经济三个方面作了界定,从而成为后代学者研究普洱茶史的一座丰碑。


来源:普洱杂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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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次数:  更新时间:2013-11-06 10:47:18  【打印此页】  【关闭